郝柏林：彭桓武先生与理论物理研究所

　　　  1978年4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方毅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彭桓武出任所长。彭先生虽然把具体的行政领导事务全权委托给何祚庥副所长，但他对于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和研究所的运行始终有着多方面和长远的影响。

　　在1966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物理学同许多其他基础学科一样受到了持续的冲击和批判。长期以来，在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内部对理论物理学的作用和地位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企图把理论物理学分解成从属于各种实验方向的理论分析。有人说：“你们做的是理论物理中的固体，我们研究的是固体物理中的理论”。针对这些情况，彭先生曾经多次用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过理论物理和理论工作的作用。彭先生的大意是，总的说来，我们的理论工作还很薄弱，要鼓励一切风格的理论工作，从具体实验数据的拟合到抽象的数学形式理论，只要有人得心应手、有所创新，就应当鼓励；要兼收并蓄而不排它，无论是理论物理中的固体还是固体物理中的理论，都要积极支持。

　　彭桓武先生一向关注交叉科学的发展。他提出理论物理研究所不仅要做理论物理，还要开展理论生物和理论化学研究。他亲自推动全国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促成了每两年一次的全国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的系列会议。在彭先生倡议下成立了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的协调组，由各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研究所轮流负责，两年一届。彭先生出任第一届组长时，笔者曾担任秘书。记得彭先生说过，这件事要一直做下去，谁也不许“独霸”，谁也不许“泡汤”。这个协调组后来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的一个专业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会议多年来也在全国各地轮流举行。

　　回顾理论生物和理论化学的发展，我们特别看到“得其人”的关键意义。理论物理研究所由于欧阳钟灿在生物膜液晶模型方面的出色工作，开始了理论生物学的新方向。后来又有其他研究人员开展基因组学和生物符号序列的研究。终于使理论生命科学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主攻方向之一。当年贝时璋先生创建的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第一班毕业的施蕴渝在1980年代中期从国外深造回来，也受到彭桓武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经过多年努力，在合肥建立了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中心。至于理论化学研究，虽然彭先生曾亲自到北京大学开课，却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干将”，而始终未能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工作领域。

　　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本身的建设方面，彭先生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建所伊始，他建议不设研究室，而是自由组合，自愿合作。谁有什么想法，到黑板前讲述，由讨论而合作，写完文章就可以另行组合。虽然后来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还是设立了两个研究室，不过在理论物理研究所里，研究室一直形同虚设，不是“一级组织”。彭先生还反复强调过，研究生不是学生,而是研究人员；硕士生是初级研究人员，博士生是中级研究人员。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理论物理研究所是国内极少的不设初级和中级研究职位的单位。一般说来，只有在“博士后”期间成绩显著的年轻人才有机会被聘任为副研究员。包括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流动人员，是研究工作的一支主力军。这也是理论物理研究所能够保持比较精干的队伍、没有沉重历史包袱和“分流”任务的原因之一。

　　1980年代初，在关于“科研道德”的一次讨论期间，何祚庥请彭先生为全所研究人员做报告。彭先生特别谈了“科学只承认真理、不承认权威”的观点。此后从理论物理研究所出来的文件里，很少使用“权威”二字。我后来还据此向“科学时报”的记者解释过，希望报纸不要以科学界的权威自居。

　　彭先生不再担任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之后，一直从事研究和参加学术活动，特别是支持交叉科学的发展。他在为学术期刊审稿时，担心由于自己不明白而耽误了新科学结果的发表，往往打电话把作者请来讲解，有意见也当面指出。他主动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还曾给一些期刊、报纸写信，说自己这里发生了“信息爆炸”，请他们不要再赠阅各种材料。他曾多次主动提出，要办理退休手续。科学院领导请彭先生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他写信建议“理论物理所自彭桓武始，不设名誉所长”。后来，经院领导一再做工作，请他照顾全局(据说即使给名誉所长头衔，也有人不愿意退居二线)，他才勉为其难、不再拒绝。

　　笔者只能算是彭桓武先生的一名“门外弟子”。在筹建理论物理研究所以来的近30年里，才同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聆听过一些教诲。“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先生的风范，一直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敬祝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