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何祚庥 庆承瑞
（一）“为人民服务”是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真正的初心”
19大结束后，习总书记和七位常委一起去上海市瞻仰地处兴业路76号，曾由中共一大12位代表开会的中央一大成立大会会址，接着，又移师浙江省嘉兴市的南湖，参观那只曾由中共12位代表乘坐过的“红船”的复制件。习总书记号召全党发扬“红船精神”郑重回顾和纪念这次成立大会，号召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
8月24日，星期五，接理论物理所研究人员党支部通知，“接上级组织通知，我支部将于近期组织开展‘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支部号召‘每位党员撰写回顾入党的心得体会’，‘请在8月31日前完成，并提交到支部。’”
1）实在抱歉，何祚庥和庆承瑞是在解放前，在地下环境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只记得宣誓的誓词里有“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等字句。至于为什么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老实说，只知道一个名词，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那时只是模糊地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最主张救国救民，而且最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救国救民的政党，也是坚决主张为极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而奋斗的政党。更重要的，还由于我们还亲眼看到许多先进分子正在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而我们很愿意向他们学习，当然更希望参加到这样的队伍，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地下”的环境下，只要求党员“承认党纲”，不要求“懂得党纲党章”。老实说，整个清华地下党，只有一份用蝇头小字书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手抄本！我们只是匆忙地看了一下，当然会表示“承认党章党纲，执行党章党纲”，于是，我们也就成为“候补党员”。（注：那时叫“候补”，现在已改为“预备”党员）
真正读到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纲，是在1948年1~2月。何祚庥曾奉调去河北省沧县参加由城市工作部组织的地下党培训班。班主任就是后来的体委主任荣高棠同志，那时只知道他姓高名棠。对于党章、党纲的学习，也主要是，学习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还有就是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培训班里，当时最主要的学习的文件，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撰写的《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一报告突出地讲到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中国革命快要胜利了。当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怎样迎接和应对这一快要胜利了的革命形势。
那次“培训班”的学习，对于我们这些“候补党员”来说，还是一次真正的提高。这也是我们这一群什么也不懂得的青年学生们，第一次见识了，也只是“见识”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对于我来说，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接下来就问，为什么不叫毛泽东主义？等等。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培训班”，讨论的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时，我们只知道在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懂！甚而也没有学习和讨论。我们也向高棠问过，革命胜利后，将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将来怎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回答说，还不知道中央打算怎样办。但按照《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可能仍要发展重工业，不能希望胜利后，人民生活会大幅度改善。至于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和《论共产党党员的修养》，甚而连“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都没有！在文革期间，这就成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被称为是“黑修养”。
所以，一句话。我们在入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当然，也无从认真回顾中共一大所通过的共产党人的“初心”。
2）不过。我们的前辈，毛泽东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有他们的“初心”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写道，
“列宁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至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做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地探索一下，那些革命先辈们真正的“初心”，也就是如前所引，“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这和俄国人相同。但如果认真问一下那些革命先辈们是否在那一时期，真正懂得，如何“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恐怕只好认为，不清楚！也不懂！既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探索中前进。在当时条件下，其唯一的选择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也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所指出的，“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至于我们这些仅在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青党员，那就更加是“完全”不懂！
3）但仔细一想，我们这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也是有各自的“初心”。对于何祚庥和庆承瑞来说，其实也和那些“先进的人们”——一样，“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一点，我们这些“后进的人们”和革命先辈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行动上，当然是向革命先辈们学习。
何祚庥在沧县学习期间，曾读到毛泽东在1944年9月8日撰写的《为人民服务》的名文。此文一开始就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在那时曾十分认同，“为着解放人民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两句话。用通俗的话说，学习为人民服务。更具体一点，那时曾比较详细地分析和讨论如何为我们身边具体的民众，首先是为青年学生服务。当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不过，我们在那时，并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词汇，一个是“完全”，另一个是“彻底”。这是在后来的参加革命的实践中，才慢慢地懂得这两个形容词，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忽略的。
而另两篇讲“为人民服务”的文章，是《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前一篇讲了“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后一篇介绍了“愚公”怎样感动了上帝，以致于上帝“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的故事，毛主席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这就是著名的“老三篇”里讲过的话。我们那时都十分信服毛主席所讲过的这些著名的话。为什么？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所写的《论联合政府》里，曾经阐述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所以，如果问起我们，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的话，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且要“完全、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后面这一句话，其实也是那时读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所写《两个中国之命运》（注：另一个是蒋介石要陶希圣替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的小书，这在蒋管区内，曾广泛传播，所以也就激发了我们看看毛主席讲的另一个中国之命运。）一文里讲的一段话，“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总之，要学习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入党”前后，所懂得的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我们这些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初心”。
（二）什么是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哪些人民的利益？
1）而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那就必须回答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人民是什么？或者说，有哪些人属“人民”之列？2）什么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最大的“人民的利益”是哪些“利益”？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当然就谈不上如何“为人民服务”，更谈不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在革命胜利后，毛主席曾对“人民”一词做了精准的回答。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说，“人民是什么？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主席还说，“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毛主席还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至于人民的敌人，那当然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
2）容易看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名文里，好像并没有明确地回答“人民的利益”是哪些？一个“不证自明”的潜台词是，“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最大利益”。毛泽东是否真的没有研究过或设想过“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是否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或完全一致？毛主席当然设想过而且是认真地研究过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因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至于农民，毛泽东却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但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占有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共约有6亿人口。农民大约有5亿多万人，至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大多数是手工业者，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大中小学生，知识分子等，可能大约一共约有两三千万人。至于中国的反动阶级，也就是是“中国的主要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却垄断资产阶级”，大约能一共约占总人口的8%，也就约是4800万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毛泽东主张的政策，“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去下，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有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这里的“革命”一词，当然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着社会主义革命。但毛主席又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许多人进行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但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名文里，毛主席接着又加上一句，在当时看来，也是极为触目惊心的一句话，“人民手里有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总之，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毛主席在详尽地对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各阶级做了一番阶级分析之后，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又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初心”的时候，却大段大段地抄录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对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做的阶级分析？这是因为讨论何谓“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国情”。而研究中国的“国情”，首先就要弄清楚，在现中国有哪些人是“人民”？哪些是“人民的利益”？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仍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正在进行建设的社会主义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解放后初期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当然，也会有若干不同之处，否则就不会创造一个新名词，来概括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了。这一新概念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最大区别是，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甚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很可能将至少持续存在100年！
而显然，对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的研究，当然也首先要弄清楚 “人民”的内涵是哪些。“人民的利益”是哪些，我曾遇到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国情”的专家，我曾问他，当前的中国，人民一词是指哪些人？他回答说，这有待慎重研究，也就是尚未能很好地，深入研究。
所以，在现阶段，为讨论“不忘初心”，我们也不妨重新复习一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分析及各种论述。至少，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将能从毛主席对当时的“国情”研究中获得教益。
3）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在那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利益”的分析，可以发现真正赞成或完全支持，未来中国将“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的人民群众，其实仅只有占全体人民中极少数约500万人的工人阶级。至于约5亿多一点的农民阶级却由于土地改革必然更加促进了“农民经济是分散的”经营方式，也就必然和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农业社会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所以，那时期的毛泽东，深知真正支持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有约500万的工人阶级加上为数约300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共大约只占总人口的1.4%或多一点。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这一“利益”机制的冲突。所以，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里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问题是，这一“严重的问题”，未必能依靠“教育”来解决！前苏联的农业的“集体”化，实际上是靠“强迫命令”甚而是“剥夺”了不少人的生命来实现的。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甚而使前苏联的农业生产，倒退了几十年！中国在早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中，还比较注意要适应农民的觉悟程度，但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时期，就完全将这些历史教训置之脑后。典型的例子，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竟然发掘出一则，下决心私下“分田到户”，以便实行“生产自救”的故事。在一则报道中说，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共有20多户120多人的一个生产队，曾“坦白交待”出，——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三年大饥荒，结果，共饿死了约67人，死绝了6户，为生产自救，因而出现了下面的这段故事。农民们写下“保密”的私分土地的“生死契约”，签上名，打手印，说“我们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此户能（这样）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18名户主还发誓，“不向任何人说出去，亲戚朋友也不例外，谁泄密谁就不是他娘养的。”
而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宣称要改革开放，改变“大锅饭”机制，中国的广大农村就立即“分田到户”，原来“被”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也就“一哄而散”！
原因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绝对不能违背！而规律却既不能“消灭”或“制定”，也不能加以“改造”。（见《斯大林文体》，1934~1952年，601页）用习近平同志的话来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一比喻，未见正式文件。但在“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的小册子中的第15页，却转述了这一谈话。换句话说，鞋子“过大”或“过小”，都不会“适合”于正在行路的人民群众。或者说，我们的“改革”要适合“当事人”亦即当前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优先去适合于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所最关注的所谓的“长远的利益”！。我们在探讨“不忘初心”的时候，绝对不能不认真问一下，共产党人所选择的方向、道路、政策、以及具体措施，是否符合于当前的“人民的利益”？
其实，所谓“人民的利益”的问题，其更深层次的动因，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是否真正了解、认识或尊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科学规律的问题。正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里所深刻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 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同上，第603页）
斯大林还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也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同上，第603页）所以，我们的支部，在讨论“我们的‘初心’”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时，我们许多年青的共产党员，也绝对不能忘记斯大林所说的这些最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
（三）更重要的，还要进一步学习或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的是哪些“初心”，以及我们在当前条件下，如何贯彻或实现“不忘初心”。
1）《共产党宣言》是早在1848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而撰写的《宣言》。1848年，马克思的年龄是30岁，恩格斯是26岁。后来，这一《宣言》曾多次重复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写了“序言”，为这一《宣言》改掉了某些已过时的内容。尤其是在40年后的1888年，由恩格斯单独署名的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 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这也就是说，人们在响应或实行《宣言》所说过的种种主张时，还应将历史唯物主义所确立的经济规律和《宣言》是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是，在学习和贯彻执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时，往往强调的是人们更熟悉的或更为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曾明确地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同上，第263页）而实际上，更详尽一些的原文还有许多限制条件，现在进一步引述如下：“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其实，这里所讲要“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专门指“少数人对多数的剥削”的那种“资产阶级私有制”。这里的“剥削”一词，绝对不可忽略！而如果再仔细地阅读一下《宣言》，《宣言》里还写有另一些话：共产主义“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同上，第266页）而《宣言》进一步就又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同上，267页）所以，《共产党宣言》里讲过的“一句话”，并不是要消灭任何形式的“私有的”占有社会产品的“财产权”，实际上要消灭的是那种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私有制”，去“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的那种的财产的占有权。
2）邓小平是一位头脑十分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很清楚一般的私人占有的财产权和资产阶级私有制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邓小平在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成共同富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里并没有说，要消灭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而是要消灭可以剥削或无偿占有他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权力的那种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邓小平就在“5点本质论”里直接地归结为要“消灭剥削”。
邓小平所讲的“5点本质论”其实也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里所讲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也完全一致。斯大林给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627页。
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是，一个是用剥削、奴役和掠夺的办法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另一个是用高度技术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增长的需要。在这两个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里，都没有讲到应该实行的具体的所有制的具体的形式。原因是，斯大林和后来的邓小平均深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要消灭的是那种可以剥削或无偿占有他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那种“资产阶级私有制”。而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是，“消灭剥削”。
（四）更重要的，——如果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在历史上曾出现的关于道路或路线问题的争论，就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实际上还存在两种说法并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初心”。
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他们的“初心”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应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原因是由于“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又反过来促进工业的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但是，资产阶级……还产生了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而接着下去，《宣言》就讲了它最重要的一段话，“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因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以上这些引文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263页）后来，这一思想进一步被认为是《宣言 》首先提出了“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两者“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接着，马克思被迫移居伦敦，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 ，后来，根据马克思在1967出版的《资本论》的第1卷里，又写下了他的著名的“预言”。“随着……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第874页）
当我还在年青的1947年的时候，竟然有机会读到这一段“著名的预言”。当时，我无比兴奋，仿佛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
但接下来，马克思还讲了另一段也是十分重要，却很“难懂”，也为许多人（包括我）所忽略的一段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同上，第875页）
接下来又说，“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同上，第874~875页）
在上述这两段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引文中，既谈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又谈到“社会所有制”，特别是还谈到，“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那么，什么是“共同占有”？而同时又是“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当然会引起不同的解读。厉以宁就解释为是社会和个人共同占有的“股份制”。
《资本论》的第1卷，是在1867年才公开发表。但它的研究是马克思自1849年移居伦敦后才开始转而对剩余价值理论作深入的研究。从上述两段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正在思考一旦“剥夺者被剥夺后”，的未来社会将是那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2）更重要的，马克思在居住在伦敦期间，在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还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11页）而这一思想曾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用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这是一段极有名的话语。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系统的鲜明的而又简要的概述。在许多“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里，都引用了这一段话。而问题是，接下来，马克思又写了一段同样是引起广泛注意的，另一段著名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这就是马克思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所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决不”。对于一个比较细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就立刻会感到这里新提出的“两个决不”，将和《共产党宣言》里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提出的“两个必然”，产生一定的冲突。按照《宣言》的提法，会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是日落西山，即将进入历史博物馆。而按照《序言》的提法，却认为资本主义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却“决不会灭亡”！这就引起另一极大的争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究竟是哪一种意见更对一些！特别是，细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段若非同志，还特别注意到，在这短短的约近3000字的《序言》里，竟然没有一处地方，明确写上“阶级斗争”这四个字！
3）这就是马克思的研究史上，最为著名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之间矛盾。我出生太晚，没有赶在前辈学者间发生的，对这一重大的理论的争议！但马克思主义前辈们，却完全熟知这一争吵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哲学家之一，比我大10岁的吴江同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主要的作者之一，在生前曾要我去他家“共同深入”探讨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如何发展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我在《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52页里记载了这一讨论的简单的回顾，这里照抄如下：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早年时期，正如前辈哲学家吴江教授在《论历史的动力》一文所指出，‘在历史发展动因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早就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着重于阶级斗争，一种着重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乃至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制定，政党之间或政党内部的许多纷争由此引起，例如，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对‘左’的空想共产主义行动的批评等。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分歧，拿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例子，这篇文章的第七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而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由此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吴江文稿》，上卷，第154～155页中央编译出版，2009年版）”
“现在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上述‘争议’做结论的‘时代’了。——应该明确，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决定着阶级斗争，决定着社会进化发展的方向。阶级斗争，只是在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其实已影响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当代主流经济学一个新发展，是讨论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 （以上引文均参见《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政治学也要‘与时俱进’”的长文，并引自此书的第52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但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一下这一“两个必然”和“两个决
不”之争，其实只是“时间”间隔上的矛盾。也就是只要承认当前的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过程，在“时间”的跨度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亦即无产阶级在有可能出现夺取政权的机遇时，完全可以首先夺取政权，在政治权力上取得优势，然后在经济上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也就是一方面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的潜在力量，而同时又在那里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更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生产力以及适合于这类新型生产力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如《序言》所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人们将完全可能逐步设法解决在上文所说“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在时间“跨度”上的冲突和矛盾。而可惜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列宁主义”（包括后来出现的“斯大林主义”），或“考茨斯主义”，都没有看到这一解决时间“跨度”的上的冲突和矛盾的可能性，而是各自走上极端。
前苏联和解放后前30年间的新中国，实际上是匆忙地奉行了
“两个必然”的主张，即在革命胜利后均急急忙忙地着手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后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活动。中国的“大跃进”以及后来“文革”，均遭到了全面的失败；接着，前苏联出现了社会大变动，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苏联共产党，也丢失了苏维埃的政权。而相反，反而是被称为是“叛徒”的“考茨基主义”，却在西欧的某些发达国家里，得到某些人民的支持，取得某些局部的成功，当然不是很大的成功。
1976年，以后一些坚决主张要探求如何实现“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相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打倒了“四人帮”，开始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邓小平和陈云等多位前辈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主张是，如果机缘凑巧，无产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当然可以先行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取得政权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逐渐实现。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中国，完全有可能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适当地发展若干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某些人提出的‘资本主义补课论’）；而与此同时，又完全可能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和在先进的发达国家的帮助下，跨越‘卡夫汀峪谷’，逐步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至于所谓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程，并不是以爆发式的“质变”的形式而发生，而是可以以“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的要素的逐渐死亡”的形式而发生的，（参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文集1934~1952，第566页）。那么，这一“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之间，就不会存在矛盾。
5）我们很幸运，中国的又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于这一重大争论，又以如下的形式做了新的回答。这就是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首先是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有一个漫长的经历过程，其时间的持续可能至少要100年。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质’，哪些是资本主义的‘旧质’？邓小平又提出在曾在前面谈到的社会主义的“5点本质论”里，做了深入的讨论，也就是这里的“新质”和“旧质”之间本质上的区别，并不在于“所有制”的具体“形式”。重要的问题，是要考察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内容”，也就是它将包含哪些“本质”。这才是真正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回答和解决在党内外，均存在的有重大争议的理论的问题。
邓小平当然是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共产党人的“初心”，而且还是一位持续不断地探索着应如何推进实现共产党人的“初心”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不仅是他自己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而且还积极地关注着后来的探索者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失误”。这就是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里所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而理所当然，邓小平这里谈到的“社会主义”，当然就是他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五点本质论”，以及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的那种社会主义，并不是“左”倾的机会主义者，一再在口头上重申的那种“社会主义”！而为了区别于“左”倾的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左”倾的教条主义者，小平同志曾举出一些实例，说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小平同志说，“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同上，第375页）
如果联系到当前中国出现的坚持“左”右之争，这就很清楚。小平同志已经为建设初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整个进程中，举例说明了，未来中国将会出现的什么是“右”，什么是“左”。小平同志无疑是积极支持他所提创的改革开放。但是小平同志并不认同某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以“动乱”的形式来反对改革开放，因为一旦发生“动乱”，在中国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但是，更重要的，是小平同志已早已预见中国的未来，亦即在1992年进行的“南方谈话”后的未来，将会出现哪些‘左’倾思想。这就是小平同志再三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左”，“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也是“左”。联系到当前中国已出现的不少的“坚持派”，正在“呼唤文革”，正在拼命攻击当前中国所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其实是正在推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依我来看，这就是当前中国必须大力“纠正”的极“左”思潮。小平同志还极为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们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同上，第375页）
对于当今中国应如何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问题，小平同志在1990年12月24日的“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和发展问题”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也提出如下警告：“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出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容易看出，这次重要谈话实际上是说，在今后处理国际问题上，必须把握以下一些要点。一是“千万不要当头”，二是“永远不要称霸”，我们既“不怕”任何“人”，但“谁也不得罪”。而“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也不能忽“左”忽右地摇摆。
邓小平还曾对后辈马克思主义者语重心长地提出如下警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我以为，这是小平同志向“接班”的后辈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谆谆告诫。联系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曾出现一股“中止改革开放”，“呼唤二次文革”，呼唤“重回计划经济”等说法，而实际上只是“死路一条”的“左”倾的教条主义思潮，我们重温小平同志讲过的这些极重要的话，将是一幅使头脑变得清醒一些的清凉剂。
（五）更为重要的，我们在“不忘初心”的时候，还要持续“与时俱进”（这段文字，尚待继续补充。由于9月10日，支部大会要纪念“不忘初心”。暂且，先交这一部分发言，进一步续完这一长文稿。何祚庥、庆承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