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于敏先生- 赵恩广

　　我在1963年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是于敏先生。那时，我国还没有学位制度，因此也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一般高校的研究生是三年制，科学院的研究生为四年制。所以，我应当在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四年。后来，由于参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我的研究生学习时间，只有两年。但是，这两年里从于先生学到的东西，一直影响着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生涯。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到原子能所的中关村分部报到时，管研究生的同志给在原子能所本部的于先生打电话，询问把我放在分部还是放在本部。于先生的答复是，放在中关村分部。后来，我才理解于先生这一决定对我后来所走的道路的重要影响。 

　　当时，于先生还有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吴慧芳。在学习的第一阶段，于先生布置给我们的习任务是，读Rose的“角动量理论”一书。当时，我对这一布置，并不太理解。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学习。只是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才逐渐体会到角动量理论的重要性。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不断地应用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任务是，仔细阅读夏蓉的“原子核理论讲义”一书。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本中文的原子核理论书籍，是根据杨立铭先生和于敏先生在成都的暑期学校的讲稿，编写成书的。现在，这本书已经无法在书店找到了。但是，它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常翻阅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它对我国的原子核物理的发展，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进入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阅读有关核超导的文献。这些文献，大都收集在“物理译丛”的1964年第五期上。主要的文章有，A. Bohr, B.R.Mottelson and D.Pines的“核与超导金属态的激发谱间的可能相似性”，B.R.Mottelson 的“原子核结构”，L.S.Kisslinger, R.A.Sorenson的“单闭合壳层核的对偶力和长程力”，S.T.Beliaev 的“正则变换法在原子核中的应用”以及 M.Baranger 的“重球形核壳层模型的推广”等。这些文章，至今仍然是核超导的经典文献。这三个阶段学习结束时，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在我们的学习期间，于先生不断给我们布置作业，还认真批改我们的作业。这样做，恐怕在研究生培养中，并不多见。而当我后来指导我的研究生时才发现，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从1963到1965的两年间，他几乎每周接见我们一次，先是让我们汇报学习情况，特别强调要我们向他提问题。我们问得多，他就很高兴，并很热情地解答；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他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看过的东西弄懂了；有时，甚至要批评我们。那时，每次接见前，我们都要绞尽脑汁地从看过的文章或书籍中寻找问题。后来，我逐渐体会到，通过找问题，确实可以加深阅读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我的一个习惯，喜欢换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这样做，常常会使我在研究工作中，产生新的想法。 

　　于先生一次问我们，什么是热中子，它的能量是多少，这个能量是怎样得到的。当时，我们没有答出来。他就让我们回去考虑。于先生还经常提醒我们，应当记住几个常用的物理常数的数值，如普朗克常数，玻尔兹曼常数，电子电荷…等等。这样，就可以很快地对很多问题进行定性估算。他非常强调定性估算的重要性。在80年代初期，理论物理所成立不久，一次和彭桓武先生聊天，我讲起于先生对我们的这个要求时，他很赞同。并且马上问我，你说说，1 MeV 相当于绝对温度的多少度？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时原子能所一分部的一些年轻人，其中也有我，一起去访问于先生，就一分部的科研发展方向，征求他的意见。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相当坦率地谈了看法。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后，他对我们说，这个圈内是原子核物理，我们已经对圈内有了很多的认识；当然，圈内还有不少东西至今仍然不清楚。不过，核物理超出这个圈的可能性不大了。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给核物理画这个圈。但是，对高能物理，我们还不能画这个圈，我们不知道这个圈有多大。因此，他建议我们要多关注高能物理。于先生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建议原子能所一分部转向高能物理的最早建议之一。同去的几个人，现在大都在高能物理所工作。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听取于先生的建议，而是一直固守在原子核物理中。不过，于先生这个画圈的思考方式，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后，每当我考察一个新领域时，我也经常要想一想，能不能画这个圈。如果人们已经画了这个圈，我们能突破它吗？ 

　　进入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和师妹赵维勤经常在春节时去看望于先生。他和师母每次见到我们，都非常高兴，很热情地招待，使我们感到非常的亲切。在轻松的聊天中，得到很多的支持与鼓舞。一次，我谈起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收获时，他却很谦虚的说，很遗憾，在你们的学习期间，没能指导你们做一个完整的研究工作。这当然也是我们的遗憾。由于文革，从1966年的夏天起，我们的研究生学习中断了，再也不能恢复了。但是，跟于先生学习的这两年中的收获，却使我受益终生。我们从于先生那里学到的，不只是学业与科研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还有做人的基本原则。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次去家里看望于先生。我问他，“文革中的大字报上说，你欣赏诸葛亮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有这回事吗？” 他反问我，“淡泊一点，宁静一点，有什么不好吗？”是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孔明先生的这句话，千百年来成为很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在淡泊与宁静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我的导师于敏先生，也是这样，在淡泊中凝练着自己的坚定志向，在宁静中辛勤而执着地为祖国的核科学事业无私地奉献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赵恩广 

2006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