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五章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的头五年之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五年里我国的对外和对内的方针基本确立。也基本建立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体系。我的学习体会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外方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我国外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在“另起炉灶”的指导思想下，新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与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是涉及我国东北权益的继《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之后的另一个重要条约。在中苏谈判的过程中，在维护中苏友好的大前提下，毛泽东等领导人同苏联领导人展开了艰苦地谈判。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该条约收回了中国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口的管理权，强有力地保卫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根本利益。众所周知中长铁路东北的经济战略大动脉，旅顺港是北方重要海军军事基地（深水不冻港）。收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东北从此不再是“沙俄”时代的东北，而是属于中国的东北。这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捍卫民族利益方面的坚定态度。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看到一些遗憾。比如本条约没有触及重要的蒙古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雅尔塔协定》英美苏承认了蒙古1924年的独立（袁世凯政府未承认《中俄蒙协约》），之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的安排下蒙古通过全面公投获得独立，并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承认。这导致收回难度极大。但我党仍然没有放弃努力，1949年初我党和通过来西北坡访问的米高扬提出过收回蒙古的问题。斯大林以公投为由认为蒙古独立已经获得法理依据为由拒绝。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又提及蒙古问题。赫鲁晓夫再次表示蒙古已经独立，以后的问题和苏联已经无关，拒绝讨论。最终1961年在苏联支持下蒙古加入联合国。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由此可见法理“公投”的威力极大。在台湾问题上要充分重视其危害性。

　　二、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是在二战后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对抗背景下爆发的局部战争。由于各种战略误判（金日成误判美国不会参战，美国误判战争由苏联策划推动，中国不会参战）导致美国直接参战（杜鲁门绕过国会）并把战火延伸到中国边境。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出兵，经过三年艰难而顽强地战斗，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实际控制线）实现了停火。美国方面检讨认为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展开的错误的战争。中国志愿军在武器装备落后（重武器缺乏），缺少空中支援（斯大林反悔，不提供空军），后勤补给困难（补给线太长，卡车仅400辆，只能夜间运输，还不断被炸毁。食物不能保证，战士全靠随身携带的炒面作为食物，支撑不到一个星期就因断粮饥饿失去战斗力，被美方第八集团军指挥官李奇微总结为“礼拜攻势”）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打运动战（每夜行军35里），用排山蹈海的攻势，昂扬的斗志打赢了这场战争。涌现了大量的英雄事迹和战斗英雄人物。从志愿军最后获得了胜利，我深刻感受到人的因素的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强大的意志力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单从军事角度看朝鲜问题的得失是不全面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是抗美援朝是正确的战略决策。打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为后来一个时期的中苏蜜月期和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提供了基础。

　　当然，我也看到技术落后的差距。比如“水门桥”是美军从长津湖撤退的关键一步， “水门桥”曾三次被志愿军炸断，美军每次都能在都能够迅速修复（采用重型运输飞机空投桥梁架的方法）。美军王牌陆军第一师在撤退途中竟未遇到我志愿军狙击。原因是而伏守在水门桥附近的我军因严寒大部分冻伤冻死失去战斗力。其中第九兵团20军58师某连竟全部冻死，成为“冰雕连”，十分悲壮，连美军也惊叹不已。如果我志愿军具备同等的科技力量，料想朝鲜战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三、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全力领导革命战争转移到全力领导和平建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敏锐地意识到，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使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东北是中共最先夺取政权的地区，东北局书记高岗最先看出东北存在着的腐败现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极有针对性地作了《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毛泽东通过阅读高岗的报告，敏锐地觉察到，东北问题对于全国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毛泽东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本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可能引发“第二次革命”。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

　　我认真学习了三反五反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始末。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触目惊心。所贪污钱款可以购买香油6000多万斤，腊肉4000多万斤，小米1亿斤。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坚持处以极刑。对于这两个有重要贡献的老同志，也做了一些宽大处理，包括两人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等。这些做法在明显带有时代的痕迹。我的反思是刘张案发展贪污到这么大的程度，和党内监督不到位是密切联系的。比如同事李克才向上级举报，举报信竟到刘青山手里。由于历史的局限，反腐只能靠发展群众运动。量刑主观随意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制度上的缺失。如果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刘青山与张子善或许很难在两年的时间里无法无天；同样如果当时有健全的司法体系，他们两人也或许就不会因此被处决了。当前反腐仍然在路上，完善制度和法制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