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苏联撕毁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全面撤走专家，停止供给资料设备。1961年4月初，中央决定调彭桓武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改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顶替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工作。正如当初回国时的毅然与坚决，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去。”当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唯一可参考的资料就是一个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领头人，彭桓武面临着选择：他可以把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当成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设计，照抄苏联人给的模型交上去，爆炸成功了就算交差；他亦可以将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当成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来做，彻底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原理、物理规律。作为具有极高学术造诣和科学精神的物理学家，彭桓武选择了后者。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彭桓武敏锐地意识到，要迅速组织力量向氢弹原理的探索转移。从1964年年底开始，在彭桓武等的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作为学术带头人，彭桓武召集各种讨论会，群策群力，最后形成3个方案。他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风格，安排理论部的3位副主任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别带队，多路探索。一年之后，于敏在上海打开了氢弹的“抽屉”。

　　1984年，以彭桓武为首的10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可当九所的同志把奖章送去时，彭桓武却坚决谢绝，并且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大家再三劝说，他才同意留下奖章，却同时说：“奖章我收下了，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我有权来处理它。请您带回去，就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随即，他提笔写下了14个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此后每当有人提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贡献，或者媒体采访时，他都会正色道，这“都是大家干出来的”。这14个字，饱含了彭桓武对核武器事业经验的总结：“不迷信国内或国外的权威，不屈从。主要是靠集体的实践为基础，用民主讨论的方法，来让大家吸收并消化，是集体创造成果，使每个人都能发挥积极性，再实践、再创造。当然，集体也有个领导核心，经常研究进展，明确目标分解课题，组织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协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还要注意到纵深配备。按照‘集体、集体、集集体’的方法去做，成果自然就‘日新、日新、日日新’了。”彭桓武还把他获得的何梁何利成就奖100万港元全部赠给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发、身体受过伤害或生活困难的默默无闻的30多位同事。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彭桓武即在其列。2008年6月27日，按照彭桓武的遗嘱，周光召亲手将这枚奖章交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了却了老师最后的心愿。遗嘱执行人、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说：“他自己什么都不留，连骨灰都要撒在祖国的土地上，他爱国的心毫无保留，他希望这枚奖章能激发年轻的一代为祖国发展多作贡献。”

　　摘自《中国科学报》 (2021-12-02 第5版 文化周刊)略有删节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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