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的一生是与祖国和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希望这种为国奉献的传统能在他的学生中流传、发扬下去。1986年底，在我和周老师讨论如何准备撰写博士论文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博士毕业后，你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在以后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你是否能服从国家的需要？”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让周老师感到很满意，他接着说：“当然，要放弃自己感兴趣和爱好的事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一年，周老师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留学期间，只要他出差到我所在的国家，总会约我见上一面。我会向他汇报我的研究进展，并进行讨论。他也总会给我介绍国内科技的发展，并多次提出，希望我能回国进行科学研究。应该说，我最终决定回到国内，和周老师的召唤有很大关系。

　　周老师学风严谨，自律极严。例如在论文的署名上，虽然他一直关心理论物理前沿，也贡献了很多卓越的学术想法，但他决不在他没有做出实际工作的论文上署名。他在即将卸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曾和我吐露要回到科研一线的愿望，并挤出时间认真研究。那段时间，老师经常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我们确定了课题，他花很多时间实际参与演算等具体工作，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来，党和政府又委任他做其他领导工作，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足以完成具体的研究工作，就再也没有发表过自己署名的学术论文。

　　周老师第一次见我时，就告诉我：老师和学生既是师生，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周老师不仅指导我们的学业，塑造我们的思想，对大家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他常跟我们说，不要在研究生阶段就把所有的冲劲都用完，在刻苦钻研的同时，要劳逸结合，锻炼好身体，真正需要全力拼搏的时候是在你们博士毕业后。他常常在星期天讨论结束后带我们去改善伙食，并说这是他向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学的——彭先生当年也常常带他去改善伙食。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周老师不知从哪里买了一只鸡，叫上我和几位同学，让门口小饭馆炖了给我们打牙祭。

　　我回到国内后，经常去他家里拜访，很多个春节都是同周老师和师母一起过的。对我而言，他们不仅仅是老师、朋友，更是可亲可敬的长辈。我去家里拜访时，周老师会亲自给我们烤面包，后来他还把烤面包的“秘诀”告诉我夫人。我有了女儿后，周老师和师母对我的女儿如同自己的孙辈一样。记得周老师曾送过我女儿一套科普书，还给她简单讲解了其中生物的部分。如今我女儿读大学选择了生物医学，我们都觉得和周老师给她的最初启蒙有关。

作者：吴岳良（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7月11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