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天殷嘱我重斯文——记“两弹”元勋彭桓武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15年10月6日，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他靠勤奋自学，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作为“清华四杰”之一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
1938年，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以他与哈密顿、海特勒三人姓氏英文首字母命名的HHP介子理论，为国际物理学界所瞩目。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
由于在科学研究上的杰出工作，彭桓武33岁便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并受到几位顶尖物理学家的称赞。玻恩称赞他“天赋出众”，有“神秘的才干”；薛定锷在与爱因斯坦通信时发出“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年轻人会学了这么多，懂得这么多，理解一切会这么快”的感慨；海特勒夸他是“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国。他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教授职位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归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而不回国报效国家才需要说说为什么不回来！我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建设国家，使它强盛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负。”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1955年初，中央做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同年10月，彭桓武以特派实习生的身份赴苏联学习核反应堆理论。回国后讲授反应堆理论，同时为核工业部新招来的大量工程师补“核工原理”专业基础课，培养核科学技术人才。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我国核武器研制彻底走上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为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弹理论和工程技术难关，1961年初，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钱三强通知彭桓武“中央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时，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去。”
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同时，他牵头负责中子点火技术委员会，开展平等民主的学术讨论，不论年龄资历身份，大家畅所欲言、集智攻关。
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挥，邓稼先挂帅，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从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全面展开研究。
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他坚决谢绝：“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2006年9月25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为第48798号的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彭公星”。92岁的彭桓武在答谢辞中说：“回顾我这一生，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66年至1977年虚掷光阴”令他痛苦、遗憾，彭桓武一心钻研拓扑学，以此获取内心的平和。他为此感到庆幸。当疾病过早地夺走了夫人及唯一爱子的生命后，漫长岁月里，他以超然世外地沉浸于物理世界来战胜悲伤和痛苦。有人问，独自一人生活30年不觉得孤独吗？他说：“我有理论物理陪伴我，不孤独！如果实在难受我就写诗，升华感情。所以我的诗里有三分之一是写我的老伴儿的。”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他说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完成了做周培源和玻恩研究生时未完成的论文，实践他的“还债”诺言。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他写诗自勉：“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功成事毕，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当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他自认为“没用处”，于是建立了一个“彭公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
在近70年的科教生涯中，彭桓武言传身教，鼓励学生“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他的学生、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孑然一身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彭桓武曾在《送别钱三强》一诗中写道：“科学为人民服务，核能促世界和平。忠心遵照党领导，服务竭诚终此生。”这首诗同样适合他自己，可以诠释他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践行强国梦的心愿和行动。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 刘仓理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06日 02版）
